2019财经解读10

 正视经济下行压力 强化政策逆周期调节

新出炉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直面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对“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强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应对。

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近些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相叠加的压力下，经济增速总体稳中趋缓。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风险骤然上升，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毫不讳言：“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2018年全年GDP增长6.6%，分季度看，2018年1-4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6.8%、6.7%、6.5%、6.4%，呈逐季放缓之势。虽然2018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顺利实现，但“成绩来之不易”。对于2019年国内外形势，《政府工作报告》客观清醒地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与2018年GDP预期目标为“增长6.5%左右”相比，2019年GDP预期目标调整为“增长6%-6.5%”。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表现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1.消费增速减慢

201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呈放缓势头，降至个位数水平。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长9.0%，实际同比增长7%，分别比上年低1.2个和2个百分点。汽车和住房两大耐用品消费降温，汽车消费同比增速由过去的两位数变为负增长。受购置税减半政策取消、保有量不断提高、用车成本增加等多因素叠加影响，2018年规模以上单位的汽车类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4%。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持续趋严，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大幅回落。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3%，增速比上年回落6.4个百分点。与购房相关的居民消费支出增势减弱，2018年规模以上单位的家具和建筑装潢材料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0.1%和8.1%，增速较上年同期分别回落2.7个和2.2个百分点。伴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长也在放缓，加之家庭高杠杆和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2019年消费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剔除价格后实际增长6.5%，增速比上年回落0.8个百分点。201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长8.2%，与去年12月基本持平，比去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7.1%，比去年12月高0.5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低0.9个百分点。

2.有效投资增长乏力

“十二五”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高位持续减缓态势。2014年至2016年上半年，投资增速下滑势头加剧，短短两年半时间内由20%以上的高水平降至10%以下的低水平。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和清理不合规的PPP项目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降，拖累2018年投资增速再次加快下滑。剔除价格因素后，2017年投资实际增速有统计数据以来首次跌至GDP增速以下，2018年投资实际增速更是仅为0.5%。除基建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外，其他主要投资构成增长均稳中有升。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长9.5%，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5%，民间投资增长8.7%，分别比上年提高4.7个、2.5个和2.7个百分点。2019年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比去全年提高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8个百分点。

未来有效投资增长仍面临较大困难。一是基建投资难提振。尽管基建投资增速自2018年10月迎来筑底反弹，但累计同比增速仅从9月的3.3%反弹到2019年前两月的4.3%，反弹幅度相当微弱。在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增量的前提下，在地方债违法违规问责风暴持续的压力下,基建投资增速的进一步回升将受制于财政资金的配套融资难以补足，受制于地方政府因问责而意愿消极。二是制造业投资难保持。2018年制造业投资回升至2015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19年前两个月回落至5.9%，比去年全年低3.6个百分点。2018年下半年以来，制造业PMI、PPI同比涨幅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均持续放缓，制造业景气度下降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冲击企业生产经营信心都不利于制造业投资增长。三是房地产投资难稳定。今年前两个月投资增速稳中有升主要受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加快拉动。但房地产领域销售、拿地、到位资金、新开工均出现不同程度走弱，预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不可持续。当前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受土地购置费拉动、资金来源主要靠销售回款支撑”的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市场销售情况和预期，脆弱性较高。2018年土地购置费用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贡献率为126%，剔除土地购置费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3.2%；定金及预收款对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长贡献率为67.9%，剔除该项后，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仅同比增长3%。全国商品房销售已“量缩价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堪忧。

3.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出口增长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的一年，“我们面对的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美国分别于2018年7月6日、8月23日和9月24日对从中国进口的总额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进口关税。由于初期500亿美元规模有限，且9月2000亿美元落地时点在9月末，7月至10月出口增长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因企业“抢跑”，出口增速反而略有加快。但11月、12月出口增速出现大幅放缓，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的影响开始显现。9月、10月、11月、12月出口（以人民币计价，下同）同比增速分别为16.4%、18.7%、8.7%和0.2%。其中，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16.6%、17.6%、14.9%、1.1%。今年前两个月，出口仅累计同比增长0.1%。

随着中美贸易磋商推进，中美贸易摩擦出现阶段性缓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虽然美国政府未进一步提高关税税率，但已加征的关税也没有调低，2500亿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将在2019年逐步显现。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企业信心和预期产生一定冲击。民营企业出口在我国出口份额中占据首位，2018年占比达48%。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PMI总体呈下滑之势，12月以来更是连续3个月在50%荣枯线以下运行。

除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外，全球经济增长下行风险也在日益凸显。世界银行2019年1月8日发布《全球经济展望》，将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均下调0.1个百分点，并警告下行风险上升。IMF1月21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将2019年 ……此处隐藏9381个字……处于执行之前阶段的PPP项目都有所下降。前一阶段各地都在落实PPP项目集中清理工作，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清理退库或整改。由于处于执行前期的项目减少，地方政府在PPP项目上的隐性杠杆率也将继续下降。

从政府资金支出来看，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本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去杠杆。根据我们的估算，基建投资中，大约有15%左右的资金来自预算内，约5%左右来自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其余部分则来自于社会资本。而这部分社会资本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或者是PPP形式下的优先受益权，或者来自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甚至部分直接来自于地方政府提供了隐性担保的资金。2018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严控，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终身追责，基建投资的社会资金来源受到较大影响。2018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仅为3.8%，相比于2017年全年的19%增速，出现明显下降。

综合来看，虽然政府显性杠杆率有所上升，地方债上升规模较大，但并没有完全填补由隐性债务增速下降所造成的缺口。未来，仍需继续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即适当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与专项债务限额，保持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的稳健性；同时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

4.金融部门大幅缩表，去杠杆目标基本实现

资产方统计口径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70.3%下降到60.6%。负债方统计口径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63.4%下降到60.9%。金融杠杆率依然在快速下降，且资产方口径杠杆率与负债方口径的杠杆率基本回归一致，银行表外业务明显收缩，金融去杠杆目标已基本实现。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2018年商业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为6.8%，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银行同业资产下降是总资产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债权从2017年年末的29.6万亿下降到28.7万亿，银行持有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从2017年年末的28.1万亿下降到25.9万亿，二者加总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从23.1%下降到20.5%，已回落至2013年水平。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来看，大部分金融资产规模都在下降。基金公司及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从2017年末的13.74万亿下降到11.30万亿，共下跌了2.44万亿；证券公司资管规模从16.88万亿下跌至13.40万亿，共下跌了3.5万亿；信托资产余额由2017年末的26.25万亿下降至2018年3季度末的23.14万亿，共下跌了3.1万亿；其中与银信合作关系最紧密的单一资金信托由12.00万亿下降至10.25万亿，半年下降了1.8万亿，信托资金下跌主要是去通道化带来的结果。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基本都在萎缩，主要原因是直接从商业银行流入到这类金融机构的资产变小。

三、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稳中求进”去杠杆

1.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

2019年，政府首次将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解金融供给侧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放松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积极发展专门服务于民营经济的中小金融机构和非国有金融部门。特别是，对影子银行不能单纯采取“堵”的方式，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资金可得性问题，应通过疏堵结合，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使其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二是进一步发展更具包容性的资本市场，有效支持民营企业进行直接融资。应以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为契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改善民营经济的融资便利性。在发展股权融资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宽中小微企业的债券融资渠道，包括支持中小企业集合债的发行，发展中小企业高收益债券、私募债，探索小微企业金融债等，并通过鼓励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等举措，推动债务融资工具创新。

三是推动利率体系“两轨合一轨”，改善对金融机构服务民营经济的定价激励。当前在利率形成机制上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双轨制问题。一方面，货币市场定价机制的改革推进的相对深入一些，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另一方面，在存贷款利率方面仍由央行公布基准利率作为指导，实际定价是以此为基础加减点形成。这种两轨并存的情况表明，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利率的传导并不畅通；而且会刺激套利行为，加剧资金体内循环，弱化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为此，应尽快实现存贷款基准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的并轨，把定价权真正交给金融机构，显著提高存贷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相关度，逐步形成统一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曲线，改变目前定价分割的现状，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

2.金融供给侧改革对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结构性去杠杆密切相关，前者从金融供给侧强调金融业的结构性调整，优化金融结构，后者从实体经济角度强调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优化经济结构。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杠杆率及宏观金融风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促进结构性去杠杆进程。金融供给侧改革强调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适当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服务力度。在国企和地方政府结构性去杠杆的同时，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适度加杠杆，有利于实现结构性去杠杆的目标。

二是改善企业融资结构，降低债务融资占比。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大力发展多层级的资本市场结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目前直接融资整体规模有限且结构较为简单，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缓解清理影子银行所造成的金融供给缺口，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加强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稳定宏观杠杆率。

三是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金融行业自身的结构优化，降低由于各类套利所产生的无效产能。产能出清有利于降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使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缓解整个经济体的还本付利负担。

四是增强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杠杆率的最大风险在于其面临违约时所产生的冲击及传染效应，因此采用更新的信息处理技术和金融科技将有利于更有效的控制违约风险，降低违约风险和金融传染。在相同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下，宏观金融稳定性更强。

3.坚持稳中求进的去杠杆思路

当前面临着内外部冲击以及下行压力加大挑战，需要在稳杠杆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要坚持“稳中求进”，不可操之过急。

第一要“稳”，着眼于短期，突出需求侧管理。稳住总杠杆，才能稳住总需求，这是面临内外部冲击以及增长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非常必要的做法。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杠杆（比如多发债），以及地方隐性债务的显性化（比如适当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与专项债务限额），以改变过去主要靠居民部门加杠杆来稳住总杠杆的困局。

第二是“进”，着眼于中长期，突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旨在消除传统体制的弊端，这包括推进无效特别是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作用；硬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破除政府兜底幻觉；突出竞争中性，纠正金融体系的体制偏好等。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张晓晶 常欣 刘磊)